解救全球暖化 要靠孟子的『王道』...

下午參加一場氣候變遷會議，剛好拿到一份上午由前行政院長劉兆玄先生演講的文稿，介紹了王道思想，也提到全球暖化要靠王道來解決。劉前院長是一位科學家，以國家文化總會會長身分談「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這可就特別了。尤其是地球的問題要靠王道來解決......會後我和兩位有文學底的朋友聊天，一個捧腹大笑，一個還算贊同，各有其論述，這可就有趣了。

我從總統府網站找到的文稿，您可往下看看。

幾個月前，曾得三次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士．費里曼先生來台訪問，我們晤談了一小時，他的興趣圍繞著中國大陸的「大國崛起」。費里曼說對於中國的「崛起」，西方觀察家及學者有兩極端的看法，一派看法認為大國崛起勢不可擋，因而成為西方的最大假想敵；另一派則認為中國內部問題太多，此一「崛起」乃是曇花一現，終難持久。於是他問我的意見。

我的看法是中國大陸經濟的「大國崛起」已是事實。我這樣說主要的根據是台灣經驗。回顧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過程，可以說一步步都是參循台灣的經驗前進；如果台灣以兩千萬人的規模能夠創造舉世聞名的「台灣奇蹟」，以大陸人口之多，幅地之大，文化背景之相似，以同樣的模式發展經濟而成為崛起大國，是不足為奇的。

然後我們談到一些中國大陸當前特有的有利條件。

當世界各國都在熱烈討論「舒適、快捷的大眾運輸」時︱很少國家能像中國大陸一口氣規劃興建兩萬多公里的高鐵，兩萬多公里的高鐵計畫的可行性主要根據是巨大的乘客量，將足以支撐興建及運營的投入，長期營運及發展，而將成為世上第一個高速運輸網，將全國大部分的一線、二線城市用快速、舒適、低汙染的大眾運輸工具相連結。

另一個全球都在熱烈討論的議題是「替代能源」。以目前的能源科技來看，比較成熟且能大量應用的「替代能源」不外乎三種：核能、風能、日光能。據悉中國大陸目前有四十多座核電機組在興建中，風能與日光能都需要廣大的空地來鋪設，而大陸西部、北部廣大人稀的地區不乏興建風能及日光能發電的良好場地。

這一切都顯示，大陸今日是大力興建高鐵、核電、風電、日光電的大國，他日必將成為高鐵及替代能源技術及運轉系統的最大輸出國。這些發展都對大陸的「崛起」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最後，費里曼談到了歷史學家湯恩比的預言：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我的看法是：

如果問題是，中國是否會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製造國，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答案是肯定的（已經是了）。它甚至可扮演全球經濟衰退時走向復甦的帶領者。但是如果問題是中國是否能會成為二十世紀的美國或十九世紀的英國，我的答案是「不，不會」；除非中國能對全人類的文化做出重大的貢獻（十九世紀的英國人帶給世界的不只是船堅炮利的殖民主義，二十世紀的美國給世人的也不只是好萊塢及華爾街文化。）

這次談話引發我更進一步思考：中國大陸如果要想在文化上對全世界作出重大貢獻，他必須從固有的中華文化中去尋找精髓，也必須從二十一世紀的新潮文化的接軌及融合中吸取經驗。

不可否認的，在這兩方面台灣都具有一定的優勢條件。

自從二００八年馬英九總統就任以來，兩岸立即出現前所未有的和平氣氛，直航後兩岸的貿易及投資熱絡，大陸來台觀光客達到平均每日三、四千人，「兩岸經濟協議」（ECFA）簽定後兩岸經貿關係更進入新里程，這種情勢固然為台灣帶來新的繁榮契機，但也引起相當程度的疑慮與不安。其實開放、鬆綁、脫離鎖國是台灣最佳的策略，從台灣數百年的歷史來看，它一直是一個面向海洋的移民社會，雖然中華文化是它的根底，但這個移民的文化中先天就具有較大的包容性，也因此形成了文化的多樣性，在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動之下就產生了更大的創新性。這就是我們的軟實力。兩岸之間的中華文化固然是最大公約數，但我們在許多地方的創新卻呈現文化上前所未有的蓬勃面貌，我們應有信心地走出去，發揮我們的特色。

台灣文化的包容性、多樣性及創新性表現在台灣的人及台灣人的生活上－因為，靜態的文化在博物館及美術館裡，活的文化就在人的身上：在誠品書店、在捷運車站中，也在夜市小吃攤上，是台灣「人」，台灣人的「生活」。

這種特色也表現在風靡國際的台灣藝文傑出人士身上：林懷民、許芳宜、劉國松、余光中、侯孝賢、李安……他們每個人都有深度的中華文化底蘊，也都吸取了深度的西方文化養分。

另一項大陸朋友驚嘆的是台灣的公益及志工文化。兩個台灣公益團體認養的國際貧苦學童就達到二十多萬人，捐血者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八，青年志工以百萬計，公益和志工實已成了台灣文化中的一部分，「禮運大同」篇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公益」；「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就是「志工」。

台灣正在將兩千年前的中華文化用二十一世紀的理念具體實踐。

今天中華文化要走向世界需要一個「文藝復興」。這個「文藝復興」不是復古，不是回到從前，而是以傳統文化中的精髓與二十一世紀的思潮、文化接軌，為全世界提出新的普世價值。

儒家所推崇的仁義之道、中庸之道等思想在孟子的論述中凝聚成為「王道」兩字。我認為中華文化能對人類文化做出重大的貢獻，便是如何將「王道」的思想融入並成為二十一世紀思潮的主流。

兩千多年前孟子所提倡的「王道」，如何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安身立命進而求發展的基本動力﹖「王道」對個人的修養、群體的發展及關係、影響是什麼？

王道精神與兩千年蓬勃發展出來的科學的關係為何？在新而巨大的科學認知下，「王道」內涵須作什麼樣的補充或修正？

在人類面臨越來越嚴峻的生態挑戰的時候，在地球加速走向暖化巨變的關頭，「王道」會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行為模式中注入什麼樣不同的思維？

過去幾百年的全球經濟發展也呈現出一日千里的變化，科技愈進步、產業愈發達、供需愈複雜、利益愈集中、弱肉更強食、衝突更激烈、戰爭更頻繁。王道的思想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經濟發展上能帶來什麼樣的新方向？

在國際政治上也呈現類似的趨勢及變化。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造成戰後國際政治勢力的重新分配，霸權之間形成恐怖的平衡，弱國小國或各倚靠山，或狹縫求生。

然而，為什麼戰國時代的孟子，提倡「王道」遊說齊魏終其生而無功，兩千多年後更複雜的時代，卻反而要來談「王道」呢？

誠如湯恩比說的，十九世紀的英國及二十世紀的美國都是「超級強國」，但這兩個「超級強國」他們都是霸權。其實「超級強國」及「霸權」是互為因果的，因強而霸，也因霸而更強。但我們要問，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真需要有另一個這樣的強權來「維護」世界秩序嗎？

其次，孟子在兩千多年未能有成，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凡大國都聽不進去。當時所有的大國之主皆迷信霸道，力求壯大國力併吞小國，一戰而霸千里，再戰而霸天下；沒有大國願意奉行「王道」，孟子的理想終難實現。

於是孟子只好舉湯七十里、文王百里由小而大的例證。他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我們要問的是：「何如既大且王？」

是的，何如既大且王？

其實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東方有一個強國曾被人期待有機會實現「王道」的理想，這個國家就是日本。它剛從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贏得勝利，崛起於東亞成為新興列強之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中山先生由滬赴京，過日本時在神戶作了一次演講，其結語談到日本已具西方「霸道」的力量，也具有東方「王道」的底蘊，它「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作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日本國民的詳審慎擇」。

當然日本在迷信軍國主義的潮流中是不可能聽得進中山先生的諍言，它畢竟一步步走向霸權的侵略之途，六年後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據東北、再六年發動七七事變，和中國全面開戰、再四年後發動太平洋戰爭，千萬生靈塗炭，它自己也吞下戰敗之苦果。

孟子身後兩千多年，終於有一個國家因緣際會在經濟上崛起，它的崛起不是因為一戰而霸，乃是由於國際經濟勢力的消長及供需態式的演變，為一個人力及市場空前龐大的國家提供了繁榮發展的空間及動力，更由於西方財經運作的制度及文化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弱點，致使這個國家龐大的內需成長成為全球復甦的希望所寄，它在這種情況和條件下崛起為大國，然而，它尚非霸權。

它要追隨歷史上西方列強的足跡追求雄霸天下而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新霸權？還是要用不同於西方的智慧及思維，用新世紀的王道精神，為人類的教養行為以及世界經濟、政治、生態保護、社會正義的運作提供新的普世價值？

如果是後者，這個大國以新世紀的王道精神，運用其龐大的國力及經濟優勢，建立一種新的供需體制，用仁愛、公平、正義的王道思維來幫助弱小、需要協助的族群及國家，讓他們能有尊嚴地各自發展其經濟及文化特色。

如果這個大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仁心及恕道來處理族群間及國際間的爭紛，較之於「己所欲，必施於人」的西方思維，這是王道的關愛，二十一世界的地球村中將洋溢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相互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將如百花齊放、百鳥爭鳴，人類進入一個全新的人文的大世紀。

二十世紀留給人類最大的問題：傳統能源枯竭、生態失衡、地球暖化。回顧數千年前孟子就告訴梁惠王說：「數罟（密網）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為何兩千多年前有如此先進的看法，其實這乃是孟子用王道的思維來看待自然資源的結論，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然而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的資源、生態、暖化等問題遠較孟子時代複雜得多，其中除了人文還牽涉許多跨領域的科學，需要更精緻的整合，更大膽創意的研究來支撐，不過王道的思維仍是處理這些問題終極答案的核心思維。換言之，二十世紀末西方提出的「永續發展」的顯學，將因融入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中的王道而得到顯行。

至於大家所關心的兩岸關係，馬英九總統今年元旦致詞中說：「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讓台灣維持和平發展，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增進瞭解、淡化成見，並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

我認為這條出路的第一步就是以實行「王道」來處理兩岸問題。在兩岸談判「兩岸經濟協議」（ECFA）時，一位大陸朋友說：「我們注意到『讓利』之說令有些台灣朋友不舒服。」我就對他說：「讓利何如讓義？」

在王道的思維裡，讓利不如讓義。

另有一位大陸的學者曾表示：「讓利不是正確的說法。當年大陸最窮困時，來自台灣的投資和技術對大陸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助益，現在大陸經濟強大了，所謂讓利其實是一種飲水思源的回饋。」就像台灣諺語「吃果子拜樹頭」的說法，是王道思維的說法。

中華文化要對全人類文化作出更重大的貢獻，此其時矣。當全球的問題日趨嚴峻，以西方文化為基礎的解決之道漸入瓶頸，正是中華文化趁大國崛起而發揮其影響的時機，正如孟子說的：「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然而，要使中華文化在二十一世紀中發揮其巨大的影響力，該先做好的事還很多；如何透過教育讓民族的每一份子具有中華文化特有的底蘊及氣質，如何建立完整的、具新世紀世界觀的王道論述，如何具體而微地實踐在各方面的政事上，讓全世界都體驗到王道的經濟發展、王道的扶助弱勢、王道的社會公義、王道的處理國際爭紛、王道的永續發展，讓全球人享受到這種文化帶來的好處。

台灣的文化實有條件在這一波「文藝復興」中扮演「尖兵」及「催化劑」的角色。

我們應一面加強文化建設及文化教育，一面邀集兩岸及海外學者專家廣泛而深入地探討、研究、論述，讓儒家傳統學說中最具體而微的王道思想徹底融入二十一世紀，結合現代科學、哲學、經濟、生態、政治等相關學問，重新塑造新世紀的「王道」，為人類提出一種新的普世價值與一套具體可行的作法，作為中華文化對世界文化最大的貢獻。

這也是台灣在世界文化中能作最偉大貢獻的契機，台灣人切莫錯過。

氣象達人彭啟明寫於 2010年12月24日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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